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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川江航道的治理

2017-11-20 08:49:53 来源:中国船舶网

  民国时期,一艘加大马力的轮船正在秭归泄滩艰难上行(选自《绝版长江》)。 陶灵 供图

  西陵峡崆岭滩江中礁石大珠上的“对我来”石刻。 张新明 摄

  李本忠所著《平滩纪略》。陶灵 供图

  川江号子。

  □ 本报特约记者 陶灵

  奔腾的长江水一直见证着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与文明。由于长江上游大部分河段处于原四川省境内,人们通常把它叫作“川江”。千里川江暗礁密布,明岩林立,却也是进出川蜀的交通要道。古往今来一大批的“川江人”试图征服这段航道,耗尽无穷的人力财力物力,其中的艰辛鲜为人知。

  A.民间智慧用于治滩

  四川宜宾是位于川江“零公里”的城市,古称僰道,岷江从这里汇入川江,古时入口处有一个僰道大滩,滩中礁石巨大、嶙峋,石质异常坚硬,很难凿打,是过往船只的一个大障碍。

  秦昭王后期,李冰担任蜀郡太守,对僰道大滩进行了整治。早在战国中后期,蜀国已出现冶铁业,可制作各种铁器工具,李冰在四川境内的几处治水工程中已大量使用过,但对于僰道大滩的坚石,这些铁器根本起不了作用。

  李冰从民间找到智慧,用“堆柴烧石”的办法治滩。冬季水枯,礁石裸露,李冰运来大量的干木柴和枯树枝,厚厚地堆在礁石上,点火焚烧。烈火熊熊,礁石在高温下膨胀,用醋浸湿,使其层层裂缝,最后用冷水迅速浇泼,高温下的礁石突然遇冷,骤然收缩而爆裂、破碎,再用铁器锤击、凿打。按这种方法,多次反复进行,终于把露出水面的礁石凿平了,航道通畅起来。这种“堆柴烧石”的办法,在川江航道治理中使用了1800多年。

  明嘉靖二十一年(1542年)以来,湖北秭归青滩又多次出现岩崩而断航,最长一次前后长达82年之久。明天启四年(1624年),湖广按察使乔拱璧带领归州(治秭归)知州杨奇珍,对青滩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整治。唐代我国虽已发明火药,但基本上没有运用到工程施工中,乔、杨两位大人仍然采用前人烧石的办法。不过这次燃烧的不再是木柴树枝,改烧煤炭,体积小、火力大、燃时长,发出的热量更大。前人是把木柴堆在礁石上燃烧,这两位大人的方法又进了一步,在礁石上挖凿一些孔洞,把煤炭堆在洞里燃烧,集中了热量。达到一定温度后,也淋醋浇水,礁石立刻胀裂一层,然后这样逐层煅烧,直至成为可用铁锤钢钎凿打的块状。

  川江支流嘉陵江全长1100多公里,是古代关中与巴蜀地区经济交往的一条纽带,也是巴蜀通往中原的主要通道,重庆朝天门恭迎的圣旨就是从嘉陵江泛舟而来的。从四川广元至重庆朝天门汇入川江的740公里嘉陵江河段中,有各种险滩345处,平均2公里多一个,其中广元北90公里处有个九井滩,滩中有名为蛤蟆、青牛、青塠的三大巨礁,伏在水中危及过往船只。

  宋淳熙年间(1174至1189年),利州路提刑张蒙决定除去这三大巨礁,设计了一种治滩机械,请铁匠制作了出来。在宋朝,路为一级行政区划,相当于省,利州路治绵谷县(现广元市)。提刑官在大家的印象中是主管司法、刑狱的官吏,其实还兼管农业、桑蚕业和河道,提刑官治滩就不奇怪了。

  这种机械用三根铁杆搭成脚架,置放在礁石上,杆顶悬吊一只大铁锤,外形像一只大橘子,重750公斤,用铁索连接,铁索的另一头由几个人拉住,听到“放”的口令后,拉索人一起松手,铁锤猛然下落,朝礁石砸去,随着口令再拉起铁锤,又松手砸下去,一次次重复,直到把礁石砸破、击碎。张蒙没把铁锤做成球形,是因为橘形铁锤砸在礁石上的接触面大,回弹小,不易滚动。就这样,用现在看来十分笨拙的方法,张蒙除去了九井滩中的蛤蟆、青牛、青塠三块巨礁。

  清代贵州的铜、铅作为贡品入京,先从支流赤水河运入川江,然后顺江而下,转京杭运河北上京城。同时,四川食盐运销贵州,要沿赤水河上行,再入贵州腹地,赤水河是古代一个重要的通道,但航道中乱石纵横,滩多水急,航行极为困难。

  清光绪四年(1878年),四川负责食盐运输的官员唐炯,以运道维艰为由,请求朝廷整治赤水河航道,当地一些商人、民众,甚至老乡绅也自愿捐资筹款响应。这次整治用时3年多,投入两万多两银元,疏凿险滩35个。赤水河属川江支流,滩险不算太大,但这么短的时间内,治理了如此多的滩险,历史少见,只因施工中采用了“灌水银裂石”的办法。

  在大礁石中间挖凿一些小孔洞,里面灌进火药和水银,再用泥巴封住孔口,留一个小眼植入引线,最后点燃引线,引燃火药。水银遇热有迅速膨胀的特点,火药燃烧时产生的热量足够使水银膨胀,便从中间把礁石裂开了。水银裂石的办法,更接近现代钻孔爆破技术,但因水银价格昂贵,川江航道治理中很少使用。

  B.沉铁治滩的创举

  忠县下游约25公里处的江心有一条大石梁和一个沙石碛坝,把川江分成两个河道,其中北岸河道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礁石,根本不能行船,南岸河道可以通行,但有一山岩伸入江中,阻碍江流,形成紊乱的泡漩和贴湾水,不能完全冲走上游冲来的沙石,堆积在左航道成为浅滩,上水轮船容易搁浅。自古木船从右航道下行,泡漩水常改变航向,即使船头不撞上山岩,往往桅杆和船尾会被山岩折断,毁船无数,船夫称这里为折桅子或折尾子滩。据说折桅子滩水流湍急紊乱,连鱼都游不上去,又名“折鱼滩”。

  宋孝宗时期(1163年),古人凿去了折桅子的一只坳角,木船被折撞的状况稍有改变。这是史料记载对折桅子滩的第一次整治。

  时光荏苒,600多年过去了,折桅子滩又不知损毁了多少船只。清乾隆四十年(1775年),忠州刺史甘隆滨决心整治折桅子滩,用生铁铸造了12口大钟,沉入折桅子滩山岩前的江底,使河床变粗糙,减缓流速,减少泡漩水。沉江铁件铸成钟的形状,是甘隆滨经过了一番研究的,一块同样重量的铁,铸成钟的形状体积当然大得多,河床的粗糙成度增大了,改变水流的效果会更好。甘隆滨的“沉铁”办法是川江治滩中的一个首创,这种改善流态的理论,仍用于当代航道治滩。

  甘隆滨指挥把铁钟沉入江底后,并没完事,还亲自乘船探寻航道情况,上下往返折桅子滩多次,几天后摸清了水的流向,找准一个航标点,在伸入江中的山岩石壁上,刻下“对我来”三个大字,引导行船对准驶去,减少撞头折桅、折尾的事故。

  以230多年前的技术和条件,折桅子滩无法根治,但甘隆滨的力行躬亲,不仅首创了川江“沉铁”改善流态的治滩办法,刻下的“对我来”,也无意之中成为川江最早的助航标志。后来瞿塘峡入口处的滟滪堆上,西陵峡中的崆岭滩礁石上,也效仿凿刻“对我来”指引航向,对近代川江航标的设置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。

  C.僧人与乡绅“利济群生”

  重庆江津朱沱镇(现永川区朱沱镇)的江面有一道3公里长的石梁,像一条潜水的游龙,堆积在石梁上的泥沙呈现黄色,又恍如鳞甲,故名黄石龙(也名斗笠子滩)。传说这条石龙原来是一条真龙,经常从水里抬起头,打烂行船,祸害百姓。后来多亏一个法术高强的和尚来到这里,采来坡上的丝茅草当剑,脚踏筲箕做成的船,驶向江心,当石龙正抬头伺机再次作害时,和尚挥剑斩下去,龙被制服了,从此行船安全。

  这个法术高强的和尚真有其人,法名广惠,不过他哪有什么法术,只是心存一片善心、苦心和真诚。明弘治年间的某一年,广惠云游到了江津,来到朱沱镇的江边,一天之内,亲眼看到几条木船在黄石龙滩被撞沉,心里顿生慈悲,决心治理黄石龙滩,随即向过往的客商化缘,筹集整治资金。但相信他的人很少,而且当地人认为治滩是官府的职责,一个和尚能有多大本事,因此筹集得的资金非常有限。

  广惠并没灰心,后来前往四川成都、松潘等地游说、筹资。经过一年的努力,终于筹集到三百余金,他带着善款回到朱沱镇,实施治滩的愿望。当地人这才见识了广惠的一片苦心和善心,被他的真诚感动,纷纷出力帮助治滩。经过70天的施工,凿去了石梁尾部容易撞船的岩石,行船过此,安然无事。广惠这才放心离开,云游他方。

  当地人为纪念这位慈悲为怀的广惠和尚,建了一个寺庙奉祀,并把治滩经过写出来,记入《江津县志》中,以示后人。

  在清代江津,还有两位乡绅也行善治滩。清道光二十八年(1848年),居住在江津的乡绅孙世芳、孙世瑞兄弟外出办事,路过四川泸州市江阳区弥陀镇,因赶路有些累,便坐在江岸的一块岩石上休息,闲看江上的过往行船。此段江心有一条千米长的石梁,横阻江流,波涛汹涌,形成著名的急流险滩,名叫罐口滩,是行船大害之地。

  坐在岩石上休息的短暂时间里,先后有7条顺流而下的木船至罐口滩时,全部被浪打翻,孙家兄弟当时震惊了,没料到这滩如此凶猛,决定捐资打凿碍航石梁。兄弟俩想到做到,捐资两万余金,雇请几百名民工,向泸州府、合江县衙立案治滩。施工期间,兄弟俩亲自在工地监工,用了7年时间,凿去滩中的豆腐石,滩势大减,少有木船沉没了。泸州府、合江县衙报请川南永宁道,奖予孙家兄弟“利济群生”4个字,刻在江岸的石壁上,广泛颂扬。

  大约40年后,清光绪年间,当地一个叫彭元音的乡绅又捐资打凿罐口滩旁岸边的大石盘,使这一段航道行船更安全、方便。

  D.商人李本忠自费治三峡

  川江航道整治,一直是沿岸地方官吏职责所在,然而清代有个叫李本忠的商人,却自出资金担起了三峡航道的治滩重任。

  李本忠是湖北汉阳人,生于1759年,他的祖父和父亲经商,常来往于四川与湖北之间。李本忠幼年时,祖父随商船在秭归叱滩遇难,连尸首都没找到。几年之后,父亲乘坐的商船又在秭归的泄滩沉没,噩耗传来,悲痛中的母亲竟悬梁自尽。谁知父亲后来意外地回了家,原来父亲顺江漂流后被人救上了岸,幸免于难。但从此父亲一蹶不振,心灰意冷,生意也不做了。

  两次不幸遭遇对李本忠的震动巨大,他暗自立下“力凿险雠永杜后患”之愿。治滩仅有立志是不够的,还需实力。为筹集足够的治滩经费,李本忠接过父亲手中的祖业商号,不顾川江险滩恶水,继续经商于川楚之间。经过20多年的苦心经营,李本忠终于成了一位“沟通川楚”的大行商,具备了整治川江险滩的资金条件。

  嘉庆九年(1804年)十月,45岁正当年的李本忠,毅然放弃经营得正红火的商号生意,向归州知州申请自费整治险滩。从没听说过民间自费治滩新鲜事的知州大人,害怕李本忠聚众闹事,因当时白莲教在峡江活动频繁,以需报批为由而没有了下文。这年错过了枯水期治滩的时间,第二年李本忠干脆呈文归州上级衙门宜昌府,提出治滩申请。宜昌府官吏办事效率高,8天后批准了李本忠的申请。

  接到批文,李本忠即同祖业商号的原掌柜兼好友周步州一道,雇请石匠、挑夫600余名,开始对泄滩、牛口滩进行治理。首次治滩历时122天,开凿泄滩、牛口滩航槽163米,在泄滩修筑拉船纤道276米,并在纤道旁设置许多石桩,方便纤夫紧急避险时拴挂纤缆绳。当时治滩手段十分落后,炸药和雷管还没出现,为把一块礁石凿碎,先要打一个石洞,放进煤炭燃烧,达到一定温度后,浇上醋或冷水,礁石立刻开裂一层,然后逐层这样煅烧,直至成为可用铁锤打碎的小块。这种办法治理渣波滩,用了6年时间。

  李本忠的治滩手段虽然原始,但施工方式却不乏合理性和科学性。治理渣波滩时,他将滩上凿打下的礁石碎块,全部填入附近一个100多米长的深坑,既减少了石渣的搬运量,又改善了深坑形成的紊乱水流。枯水期完成治滩施工任务后,李本忠还安排专人在汛期守滩,观察治滩效果,收集船工对滩情水势变化的意见,便于下个枯水期继续整治。

  秭归城上游泄滩下的北岸碎石滩,因夏季暴雨,山沟溪水挟带着大量的山石冲入江中而形成,当年除去滩石,来年仍会冲来,再次形成险滩。李本忠实地调查后确认,北岸阳山和阴山中间有一条长约几公里的陡溪,因当地六姓人家祖祖辈辈在山上开垦种地,破坏了植被,水土流失,山石裸露,每逢大暴雨随山洪滚进陡溪,再冲入江中而形成险滩。李本忠为杜绝后患,用1075两纹银买下阴阳两山的产权,迁出这六姓人家,封山禁伐,退耕还林,有效地控制了水土流失。

  道光三年(1823年)十月,李本忠治理瞿塘峡黑石、石板等险滩时,与他风雨同舟治滩18年的好友周步洲不幸去世,悲痛中的李本忠便从汉阳聘来两位亲戚管理,继续施工。三年后,跟随他治滩的长子李良政也因故去世。这时的李本忠已67岁高龄,自感年迈体衰,决定让次子李良宪和长孙李贤俊继承治滩事业,并将剩余的治滩经费全部转到孙子李贤俊名下,使之一家三代都参与到了治滩事业中。

  李本忠的治滩事业尚未完成,妻子也去世了。尽管经历丧友、丧子、丧妻的一系列悲痛,但李本忠从没动摇过治滩信念,从46岁至81岁的35年中,治理大小滩险48处,上自瞿塘峡困牛石、倒吊和尚,下至西陵峡渣波、红石梁,并修筑了白果背、泄滩、青鱼背等地纤道,总共耗银17.8万多两。根据当时的工日工价记录,将这笔治滩耗银换算成工作量,折合成今天的工价,为2.43亿多元人民币。

  道光二十年(1840年),81岁的李本忠自知将辞人世,将多年的治滩经历记录整理成《平滩纪略》一书,并编纂《蜀江指掌》,介绍整治过的25处险滩水情变化及行船须知,告诫船工们不能照搬治滩前的水情行船,不然反而出错。同时自费将《蜀江指掌》刊印数千册,散发给三峡航道中来往的船只,可谓深费苦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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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责任编辑:金赤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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